1955年，新中国开始对部队的高级将领授予军衔与勋章。这一政策适用于所有在军队服役的将领，他们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军衔。然而，对于那些转任地方工作的干部，他们则不再参与军衔评定。左叶，曾担任师长和代军长的干部，本有资格被授予将星，但因其决定离开军队，最终失去了这一授衔资格，令人感到惋惜。
对于左叶这个名字，许多人或许并不熟悉。14岁时，他便投身于工会运动，秋收起义期间，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积极参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八军团的后勤部长、五军团的后勤部长、四方面军的教导团团长以及保卫局的侦察科长等多个重要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叶被提升为八路军炮兵参谋长，并兼任代理团长、冀中军区第七分区的团副参谋长和团长，随后又成为晋绥军区第三分区的副参谋长等重要岗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随晋绥干部赴东北，出任辽西军区第二分区的司令，之后又调任多个旅、师的领导职务，包括154师和121师的师长以及45军的副军长等。从他担任的职务来看，若参与军衔授予，获得少将称号毫无问题。然而，他究竟是如何离开军队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左叶在45军中担任副军长及代理军长等职务，但在1952年，他被调任荆江分洪工程副总指挥，进而转入地方建设工作，随即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副部长。他参与了中南公路、铁路和航运等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担当海南国防工程实际工作的副总指挥，开始负责国防建设工作。例如，他在国防工程的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双向车道的设计，确保战时战斗机能顺利起降。
在他的工作中，左叶处处表现出无私无畏的精神，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他曾参与西路军的作战，经历波折后回到了延安，后来被安排到炮兵团工作。与炮兵团特派员是老友关系的他，却一直对这位特派员在长征过程中与部队失散后重归部队的经历表示怀疑，因而始终保持警惕，使得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最终在1939年，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激烈争吵中，左叶甚至拔出了手枪，幸好被警卫员及时制止，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悲剧，他也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在他儿子叶奇的回忆录中提到，1955年时，左叶因在修建战备公路期间与上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选择离开了军队，从而失去了授衔的资格。这次争执是否与他的离开有莫大的关系呢？从其资历来看，自1952年以后，左叶的工作已经趋于地方化，尽管他仍参与国防工程的工作，但实际重心早已转向地方。许多转入地方的干部在授衔时仍兼任军队职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仍符合授衔的条件。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1957年的农业展览会上。当时负责维护现场秩序的左叶与记者发生了口角，虽然调查后发现问题并不在于他，但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事情或许都与他直率的性格有关。离开军队后，左叶继续在农业领域任职，曾担任农科院副院长和农牧渔业部顾问等职务，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