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黄土高坡的梁梁峁峁上，那一孔孔窑洞，就像一双双深邃的眼睛，凝望着今天的我们。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杨家岭的一孔窑洞，见证着80年前那次著名的“窑洞对”。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对话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提及“窑洞对”。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我们党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历史与现实激荡，此刻如穿沟过峁的山风，在我们耳畔回响。在延安13年间，我们党整齐了队伍、纯洁了党性，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强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作风基础。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要在行进间整队、在冲锋中看齐，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定力，答好新时代的“窑洞对”。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主席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总书记在“延安时期的十个没有”展板前久久驻足。展板上，列首位的就是“没有贪官污吏”。
习主席郑重地告诉大家：“当年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纪念馆讲解员介绍，我们党和军队经过九死一生的血战，刚到陕北那几年，形势十分严峻。曾这样说：“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重庆之旅，国民政府拨专款8万元用于接待，陈嘉庚在回忆录中写道：“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闹，每席有至百元者”“自元月间到渝，至三月末与余同寓为止，计六十余天，无日不被人招宴，常有一日两次者”。
到了延安，陈嘉庚的感受截然不同。请陈嘉庚吃饭，就在窑洞外的露天院子里，将一个陈旧的圆桌面放到方桌上，用4张白纸代替桌布，一阵风吹来，还把“桌布”吹走了。那一餐，桌上只有白菜、咸饭，外加一碗鸡汤。这只鸡还是邻居老大娘得知毛主席有远客，特地送来的。
抗大成立之初，一无所有。1000多名师生扛起铁锹和镢头来到凤凰山麓，半个月便在荒山下建成大片的窑洞；搬来石块、木板自制成简陋的桌椅，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练习写字或解题。
纪念馆中有一块写着“伟大事业”的匾额。讲解员雷明娟告诉记者，这是校舍落成时中共中央所赠，来抗大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只见公仆不见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涓涓细流，汇成了延安作风这条大河。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感叹：“在延安，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统治区是难以见到的。”
延安作风，改变了人心向背。作家何其芳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1946年8月6日的延安杨家岭，雨后初晴。窑洞前的小石桌上，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绝非自大，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反复证明：凶狠的敌人从来都不可怕，作风失守才是最可怕的危险。
“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读《从肖玉璧之死说起》，记者百感交集。80多年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的这篇短评，与我们党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反腐败斗争遥相呼应——
“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肖玉璧，出身贫苦，曾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斗英雄，作战勇猛，多次负伤，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边区贸易局主管贸易的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与钱物打交道，足见组织对他的信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名根正苗红、无惧生死的革命战士，在金钱诱惑面前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被陕甘宁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临刑前，自恃对革命有功的肖玉璧给写信，希望能放他上前线杀敌战死。对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严惩黄克功、肖玉璧，延河岸边的两声枪响，彰显了我们党正风肃纪、反腐肃贪的坚强决心。
“当时厉行廉洁政治，处理违纪违法案例从来不因功劳职务搞‘双重标准’，反而对员中的犯法者‘从重治罪’。”讲解员高杨说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红军干部刘海棠让勤务员拿了老百姓一个西瓜、两个甜瓜，结果受到严肃处理。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拒腐防变，抓大也不能放小。杨家岭革命旧址，陈列着我们党1933年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刚刚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党立即重新颁布了这部法令，急切之情跃然纸上。此后，党又制定一系列法规文件，彰显厉行廉洁政治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1937年，在《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9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出台，对贪污罪根据数目多少及影响大小作出处置规定；1941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经过数年努力，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国际友人、各界民主人士评价为“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林伯渠高兴地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
边区的“一般品质”，却是国统区的“稀缺品质”。两相对比，我们更加真切地认同：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在军委礼堂旧址，记者偶遇正在开展现地教学的国防科技大学师生。该校组织90余名新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到延安接受为期3天的学习教育。
记者的脑海里，浮现出杨家岭故居那张摄于1942年的照片：身穿打着大块补丁的裤子，给八路军第120师团以上干部作报告。
党的领袖深知，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思想的溃散比队伍的溃散更危险，武装头脑的任务比改善生活更紧迫。
延安整风运动有多坚决？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惠小峰告诉记者，3年整风，近万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百川汇海，千里迢迢毅然回到延安集中学习、反思整改。
据统计，单单历时9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敌人封锁线回延安。当年以“小长征”来形容：“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
当时日军大肆进攻抗日根据地，顽固派也不时制造摩擦，战事紧张。因此一开始，不少同志对开展整风运动提出异议。然而，态度坚决：“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风，而且要干到底，搞彻底！”
“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事实证明，越整队越整齐，越整训越坚强。而在那里，情况则正好相反。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参谋的唐纵认为，军队“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把郭沫若总结明末起义军失败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干部整风的必读文献。
多年后，仍念念不忘：“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弥足珍贵。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延安整风、新式整军、“三反”运动、政治整训……一路走来，我们党不断地在行进中整队、在冲锋中看齐，变得越来越坚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再次开启了一场自我革命、自我再塑的伟大工程，凝心聚魂、铁腕反腐、正风肃纪、纯洁队伍……在革命性锻造中，新时代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墙壁上镶嵌着6个象征着胜利的“V”字形旗座。每个旗座上，都刻着8个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延安整风期间，有的同志经过自我革命的思想改造，深有感悟地说：“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先得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打铁必须自身硬。革命政党、人民军队要想打赢敌人，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只有坚持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把一切影响打赢的沉疴积弊清除，才能勇于走向战场，战胜强大的敌人。
欲求战胜，必先心胜。行进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征程，中流浪更急，半山路更陡，我们必须以“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坚定和果敢，打赢这场非打不可、必须胜利的硬仗，用新的决心、新的勇敢，答好新时代的“窑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