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9月至1934年夏季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全面展开。然而，由于博古和李德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攻势，红军在战斗中屡屡受挫，损失惨重。紧接着，他们转向了过于保守的防御战略，这一决策使得中央苏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局势愈发严峻。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红军遭遇重创，苏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红军第7军团接到命令，开始北上开辟新的苏区，而第6军团则被指令向西突围，开展游击战。尽管如此，中央苏区的压力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军队突破了外围防线，直逼苏区的核心地带。此时，中央苏区内枪声四起，红军几乎被军团围困在死角，局势危急。
相比之下，红军此时的兵力不足十万，且面临严重的弹药和粮食短缺。经过半年多的连续作战，红军的伤亡情况相当惨重，每个师的人数已锐减至不到4000人。而博古和李德依然坚持采用“堡垒对堡垒”的作战方式，这一策略不仅毫无前景，反而将红军推向了绝境。
1934年9月下旬，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保密性之高前所未有，参与者多达200人，几乎涵盖了江西、湖北、湖南、山东和河南五个省的军事和政治高层。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次会议，会议的唯一议题便是如何“围剿”红军。此次会议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提出了震动全场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动员150万军队，并配合空军和炮火支援，逐步逼近瑞金，最终形成一个封锁圈。每当军队接近红军防线时，他们将立即修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建设碉堡，并设置火力网，还会建立粮仓、弹药库和通信设施等。这些密集的防御设施表明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按照计划，六个月后，封锁圈将完全形成，红军将被彻底困死在其中。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出动了12个师与红军作战，试图吸引红军的注意力，扰乱红军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红军的战略防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陷入绝境。这场为期一周的会议中，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表示：“必定一战定胜负。”在蒋介石的激励下，与会人员士气高涨，会议上作战计划的文件上赫然印着“绝密”二字。
然而，蒋介石未曾预料到，会议结束后仅几小时，涉及“铁桶计划”的绝密文件竟然被送到了中央苏区。早在1934年3月，项与年和卢志英等人就受命潜伏在江西省保安司令莫雄手下。莫雄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早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庐山会议期间，他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结束后，莫雄带着这份绝密文件匆匆下山，迅速将其交给了项与年等人。经过紧急商议，大家一致决定，这份关乎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情报必须尽快送达。因此，项与年决定亲自承担起将文件传递至中央苏区的任务。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他故意装作乞丐模样，经过重重封锁和盘查，最终成功将文件送达了周恩来的手中。
中共中央收到这份情报后，迅速展开紧急分析，意识到形势异常严峻，必须尽快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正是这份情报的传递，使得中共中央得以及时决定实施红军战略的大规模转移，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成为中国革命中的关键转折点。
当时，这一重要情报的传递几乎没有人知晓，连毛主席等人都未曾了解其中的详细经过。由于局势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对情况进行详细说明，而转移过程又是如此紧急，任何人都未曾料到，这一举世瞩目的决策竟然源自一份情报。尽管此事的具体过程很少被记录，但莫雄和项与年为中央苏区传递情报的巨大贡献，是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功绩。
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后，毫不吝惜地给予他们高度评价，称其“功绩巨大”。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意指示等人，要寻找莫雄，并为他安排合适的工作。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