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远古镇出来，我们来到长征路上著名的“猴场会议”发生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猴场镇（原草堂镇）下司村宋家湾，原为草塘商人宋泽生（小名宋小安）的私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布置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在湘江全歼红军。英勇的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突破了的四道封锁线，而这时中央红军的人员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红军作出了转兵贵州的决定，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继续西进贵州，进军黔北，试图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在西进途中，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围绕东进和北上的争论却没有停止，沿途争论更加激烈。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和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顽固地坚持先去黔东、再入湘西的思想，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之类的言论，这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对于正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将士来说，也不知道何去何从，革命的前途依旧凶险未卜。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纵队抵达乌江南岸瓮安猴场。此时，乌江北岸有黔军侯之担部重兵扼守，后面是追兵薛岳部，情况万分危急。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强渡乌江，进军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另一条是掉头东进，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抵达猴场的当天下午，就在此四合院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向，转变了红军的作战方针。
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猴场会议上经过争论，决定强渡乌江，成功后实施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区建立新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
稍后，我们来到强渡乌江发生地之一的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大乌江镇红渡村（原名岩门村）。
1934年12月27日，中央红军第一、九军团进占余庆。1935年1月1日，红一师一团团长、政委黎林在岩门下屯水车山设指挥部，指挥红军渡江作战。
1月2日夜，击溃扼守迥龙场渡口的黔军万式炯第八团，率先突破黔军乌江防线日拂晓，红一、九军团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
1月6日，中央红军全线突破了黔军设置的东起迥龙场、西迄茶山关200余里的乌江防线万多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
突破乌江战役历时6天，红军采用偷渡与强渡，夜战与近战，佯攻与主攻，泅渡、竹排渡与浮桥渡相结合，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俘黔军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红军初步实现了进军黔北，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目标。
上面的这些雕塑放置在乌江岸边的山上的雕塑园内，顺台阶可下至乌江江边看码头地面上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左手边就是强渡乌江陈列馆。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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