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十大军团的建制犹如十支利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军团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变的重要标志，更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十大军团的军团长们，从年轻的到老练的贺龙，从壮烈牺牲的寻淮洲到功成名就的彭德怀，他们的人生轨迹与革命历程紧密交织，最终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获得了不同的历史定位。
1930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各地红军整编为正规军团，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开始由分散的游击武装向正规化军事力量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十大军团相继成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核心主力，于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由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任军团长。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红二军团由贺龙领导的湘鄂西红军改编而成，1930年7月在湖北公安成立，成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基础。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发展而来，与红一军团并称为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红五军团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由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首任军团长季振同，后由董振堂接任。这支部队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血战湘江时几乎全军覆没。红六军团成立于1933年6月，由萧克任军团长，后来与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长征中的先遣队。
其他几个军团也各有特色：红七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力；红八军团在周昆带领下参加了长征初期的战斗；红九军团在罗炳辉指挥下以机动灵活著称；红十军团由刘畴西率领，在怀玉山遭遇重大损失；红十五军团则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组建的部队。
十大军团长的革命经历各具特色，但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著称。在漳州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歼灭敌军四个团；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他率领部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四野统帅奠定了基础。
贺龙元帅的革命生涯更具传奇色彩。作为红二军团的创建者，他带领部队在湘鄂西根据地坚持斗争。在长征中，他指挥部队巧妙突破敌军封锁，成功实现与红六军团的会师。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120师师长，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历次反围剿中表现突出。在长征中，红三军团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力。抗战时期，他指挥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为解放大西北立下汗马功劳。
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称赞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虽然因健康原因在1940年后退出指挥一线，但他早年的贡献仍被充分肯定。萧克作为红六军团长，后来成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在抗战中担任120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又出任四野参谋长，其军事生涯跨越了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令人扼腕的是，多位军团长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寻淮洲在北上抗日途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董振堂在高台战斗中壮烈殉职；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时被俘就义。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十大军团长中健在的只有、贺龙、彭德怀、徐海东和萧克五人。他们的授衔结果既反映了各自的历史贡献，也体现了授衔工作的整体考量。三位元帅——、贺龙、彭德怀的授衔实至名归。他们不仅都是红军主力军团的创建者，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贺龙领导的西南军区为解放大西南作出重要贡献；彭德怀则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们的元帅军衔是对其毕生贡献的肯定。
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虽然因健康原因缺席了解放战争，但他在红军时期的贡献十分突出。特别是率领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北，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这一功绩被党中央高度评价。曾亲自提议：徐海东不但要授大将，而且要在十位大将中排名第二。
萧克作为红六军团长，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结果曾引发一些讨论，因为他在红军时期的职务高于许多后来的上将。但综合考虑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以及授衔时担任的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等职，上将军衔是合适的。萧克本人对此也坦然接受，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那些牺牲的军团长们，虽然未能获得军衔，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革命史册上。特别是董振堂，如果他能活到建国后，以其在宁都起义和长征中的贡献，很可能会被授予大将军衔。
十大军团长的不同命运，折射出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与辉煌。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革命事业的成功既需要卓越的军事才能，也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既需要英勇的战斗精神，也需要无私的奉献品格。从到萧克，从贺龙到徐海东，这些闪耀的名字共同书写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与梦想。那些牺牲的军团长们，用生命诠释了革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1955年的授衔，既是对生者的褒奖，也是对逝者的纪念。